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维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里，许多成功人士都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他们之所以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白手起家的努力。如果有人说那只是他们运气好，无异于是侮辱。这种信念能让人感觉良好，但问题是到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你该如何面对失败？
社会学者卡丽·莱恩发现，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很多高新技术工作者在失业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寻求政府干预和集体行动，而是很平静地接受了下岗的现实，因为他们相信自由市场的效力和公正，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
在他们眼里，傻乎乎地指望家长式的雇主提供工作只是一种过时的依赖心理，而他们则自视为“一人公司”（Company of One），即从事打造、改进和营销“你的个人品牌”这一持续性劳动的创业主体，且坚信市场终将回报他们的灵活性、辛勤工作和牺牲精神。
这是一种乐观的超级个人主义立场，相信只要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那么“天生我材必有用”，肯定有能力改善自身的处境。他们常常忘了，这种信念其实依赖于一系列的外部条件，尤其是经济繁荣的持续性、好工作的可获得性，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
然而，现代经济是充满风险和不稳定性的，当大浪涌来时，内在的能力并不足以保证一个人在市场上获得预期的公平回报——你能力再强，也有可能因为某个偶然因素丢了饭碗。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些看似自我感觉良好的“个人企业家”，其实免除了公司的职责，自行消化了失业所带来的痛苦，当老板们扔下他们自谋生路时，他们不但毫无怨言地扛下了所有，还将早先那些自责的经理人看作是应对裁员的反面教材，否认自己是被动的牺牲品，而坚信个体能动性迟早能带来新的成功。
在此，值得好奇的一点是：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拥抱这样一种幻觉？
这就很难简单地归结于他们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欺骗了，而应该说涉及一套完整自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简单地说，1960年代的那场文化内战之后，美国出现了“老板的反叛”，企业家通过将工作机会外包到海外、注重研发创新、鼓励流动性等方式，回避了劳动者的集体谈判，逐渐推动了新的职场文化形成，最终就是1990年代末“新经济”的诞生，其标志是空前水平的创业活力、竞争激烈、高风险高回报。
当高新技术领域蓬勃发展时，习惯了这种动荡就业环境的员工并不会把风险简单看作是风险，反倒会看作是激动人心的机会：风险是必然有的，但那只是暂时的，就算被裁，只要有能力，迟早会找到更好更适合的机会，反正也没人指望能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所有职业在本质上都是临时性的。
现在美国普通工作者在职业生涯中平均至少换10次工作，而在硅谷，这个数字还要翻一番。可想而知，新一代的高新技术工作者对风险的承担能力已经大大增强，甚至对高风险、不稳定的职业习以为常。
无论如何，这种信念的拥趸真心相信，如今事业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对哪个机构的忠诚，而在于周密规划的自主性，这就要求把个人职业生涯当作一个发展项目来精细管理。
然而，问题在于：个人成长和内在能力固然可以自主管理，但影响职场发展的许多外部因素（例如互联网泡沫、金融危机）却超出了任何个人的掌控。正如本书所嘲讽的：“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相信你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的确令人陶醉……然而保持这种身份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真相是：当你接受了这套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之后，相信追求个人成就比以前那种稳定而乏味的工作更重要，但结果是你也得扛下所有风险，“灵活”的结果是劳动者逐渐出现了分化——你以为你将会是赢家，但实际上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向下堕为输家，而那与其说是你不够优秀，不如说是你被某种无法掌控的力量所波及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乍看起来，你得到了赋权，能主动管理好自己“变化无常的职业生涯”，自信地认定自己才是掌控人生的主宰，仿佛你不是在打工，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组织里经营自己的“一人公司”，然而这也意味着你得“自负盈亏”，分担原本应由管理者承担的职责，最终默默地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乃至痛苦，因为这都被认为是个人责任。
这种信念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因为社会文化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与其它国家相比，美国文化向来更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独立个体，那样一个勇于承担风险、自谋生路的冒险家形象，一直是美国中产阶级（尤其白人男性）的理想选择，也是男性气概的自我展现。
在20世纪的前半期，大工业生产催生了一批为大型组织工作的白领，事后来看，那更像是一次插曲，美国人还是更乐于相信“我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尽管这可能是一种幻觉，但这却是必要的幻觉，否则你恐怕更受打击。
要让人反思自己沉浸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难的，那毕竟是你一直认定为正确的东西。更何况，它的确一度让你自我感觉良好。
演化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曾总结道：“保守派最喜欢的论点一直是，社会和经济地位单纯反映了人内在的能力。”现有的研究也证实，与自由派相比，美国的保守派更不同意“成功人士很可能在生活中很幸运”，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一段名言：“人们，特别是成功人士，真的不喜欢听到把成功解释为运气。”
公平地说，这也正是美国经济更有活力的秘密之一。尽管阶层上升的机会在减少，跻身1%“超级富人”的门槛在抬高，但令人惊讶的是，不同的调查都显示，有远超过这一比例的美国人都相信自己有生之年能改天换命达成这一不可能的任务。相信自己能通过个人奋斗做到这一点，这正是他们努力工作、能忍受再三失败的强大动力。
更重要的是，这会削弱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治意愿，因为按照这种想法，贫富差距都是一个人内在能力和个人努力的“自然结果”——既然你认为财富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那就自然会相信“你活成什么样，都是自己造成的”，抱有这种信念的人很少会去质疑社会不平等、同情弱者，“何必呢？”“要怪就怪他们自己吧”“穷人都是懒汉，救助他们对努力赚钱的富人是不是不公平”。
吊诡的是，这样一种原本似乎“好”的信念，会导向这么一个“坏”的结果：它催生了今日美国的“反政治”文化，即“认为批判话语和对社会变革的呼吁都是徒劳无益的”，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以促进平等的任何方案都让人反感，通过集体行动来催生改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似乎政府唯一应该做也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保障一个所有人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其中的失败者将得不到任何同情，只能自己咽下苦水。
然而，那其实只是人们所偏好的一种看法，远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承认吧，连上帝都已经死了，在这个风险社会中，没人能掌控所有影响自己的种种因素，而你也不必假装自己是在公平的条件下和公司签订雇佣契约，当然更别提你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还取决于不可捉摸的运气。
认清这些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清楚自己究竟应该承担多少个人责任，否则那是不堪重负的：“为客观上谁都无法掌控的事情和结果负责，的确是一项让人精疲力竭的任务。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保持自我意识和自尊也是如此。”
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集体行动很难、寻求政府干预未必更好，什么都不做则无异于颓废摆烂，难道去求助于神灵？一个好的社会应当容许人“活出自我”，但那首先得有足够的安全感，而难就难在，如何在一部分人不工作的情况下，给所有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也只有当你免于对匮乏的恐惧之后，才能安心实现自我，重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像这样的趋势其实已经出现了。近年来，美国的就业参与率（participation rate，评估整个可就业人口当中的就业比例）明显下降，因为有相当比例的人长期无业且不愿意再就业。尤其是年轻的“千禧一代”（1984年—1995年出生）虽然正当盛年，但他们身上的社会叛逆性比父辈强烈得多，更追寻工作对自己的意义，只有那些他们发自内心认同的才愿意投入，也更倾向于享受生活。
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将工作态度分为三大类：做事、内心召唤和职业生涯。其中，只有做事态度主要为金钱所驱动，而“内心召唤”是由个人使命和自我表达动机所驱动，至于职业生涯，则指向希望得到的成就和社会认可的人生上升轨迹。这三种工作态度所界定的“成功”都不一样，金钱有时反倒会搅扰后两种态度。
要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保持自我，答案或许就在这里：我们没必要追求名利所带来的那种单一的“成功”，而应当在生活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顺从内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问结果，但问耕耘。真正的成功不是别人眼里的光鲜，而是我们能自由地过好想要的生活。